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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的價值與不足] 隋學芳照片

來源:生活隨筆 時間:2019-05-04 點擊: 推薦訪問: 書信 價值 價值取向

  《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東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下引該書只注頁碼。)的出版,為研究宋慶齡的生平與思想提供了新的史料,彌足珍貴。據陳翰笙的外甥女童瑜瓊回憶,“文革”爆發后,陳翰笙把宋慶齡以前寫給他的信全部燒光了,直到1971年才開始重新收藏宋慶齡的來信,而且長期密不示人,鮮為人知。《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收錄了宋慶齡的159封信,首度披露了宋慶齡在人生最后10年中對于一些人物與事情的看法,很值得認真研究。
  值得研究的看法和回憶
  首先是對江青的看法。宋慶齡自認“一直對黨忠誠”(P94),“我不是江青一幫的追隨者!”(P132)1974年6月4日,宋慶齡在信中提及美國友人有意拍一部她提出的“有關中國的好電影”,并且可提供資金與技術人員來華攝制,宋慶齡表示“愿意擔任他這個班子的助理”,“后來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該觸犯她!!”(P97)在這里,宋慶齡對江青的不滿情緒溢于言表,這在當時實為大忌,所以宋慶齡接著關照收信人陳翰笙:“請閱后銷毀此信!”粉碎“四人幫”后,宋慶齡在1977年5月31日的信中直稱江青是“我們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P131)1977年12月6日她又在信中說,毛澤東主席“是我有幸遇到過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誨引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必須忠實遵守”。接下來,宋慶齡筆鋒一轉,直言“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為什么不一舉斷絕他和江青的關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煩?”(P145)1978年11月4日,宋慶齡又在信中寫道,“同總理關系很密切的”齊燕銘“文革”中受迫害“這一定是那個寡婦干的,……她最近提出要求把每餐的伙食費從現在的一元提高到五元,你說好笑不好笑?黨對這種缺德的娘兒們真是太仁慈了!”(P167)
  其次是對孫中山的回憶。宋慶齡對孫中山懷有深厚的感情,始終不渝。1972年9月28日她說,在悼念何香凝的文章中“免不了多次提到孫中山,因為我們的生活完全是圍繞著他和他的工作的”。(P167)經查,宋慶齡在《何香凝——一位堅定的革命者》(《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20次提到孫中山的名字,如果加上“我的丈夫”的稱謂,提到孫中山就有21處!1972年6月宋慶齡在會見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夫婦時,后者送給她一本從蘇聯得到的俄文本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文集,作者是“幾位和我們同時在廣州的蘇聯顧問和軍官”。拿到書后,宋慶齡急切地要找人翻譯。(P55)同年6月30日,宋慶齡正式請陳翰笙幫忙“找到勝任的翻譯者”。(P57)7月初,陳翰笙率先翻譯了該書的目錄,宋慶齡在7月6日的信中表示“從作者的名字來看,我可以大致猜想文章的內容”,接著回憶說:“達林是受列寧委托帶信給我丈夫的人,孫中山當時正在桂林籌劃北伐。”(P58)9月10日,宋慶齡為了感謝陳翰笙請來的譯者翻譯了“有用的四個章節”,特“寄上人民幣70元”。(P65)蘇聯人士的紀念文章勾起了宋慶齡對孫中山的回憶,她說孫中山在廣州時,“段祺瑞曾派他的秘書許世英來見孫博士,我們抵達天津時他也來接過我們。許在同孫博士談話時,孫非常生氣。當時孫中山已因腹痛而躺倒了。許多次來訪,而每次他說的話都讓孫博士非常生氣,使孫的病情惡化”。(P65)總之,許世英的建議導致孫中山的病情更加惡化,這一史實給研究孫中山與段祺瑞的關系提供了新的佐證。
  1973年4月25日,宋慶齡在信中說因病未能會見孫中山恩師康德黎博士的兒子肯尼斯·康德黎。“倫敦的中國學會重印了孫博士的《倫敦蒙難記》”,宋慶齡認為該書的引言應該刪除,因為“那是他在情緒極度緊張的狀態下寫的,并且受到虔信宗教者的影響——他后來后悔了。因為他從來就沒有以任何方式皈依過基督教,并且他不喜歡所有的傳教士”。(P74)宋慶齡這段對孫中山是否是基督教徒的說明十分重要。因為孫中山生前并沒有向外界披露過他的后悔。1981年3月2日,宋慶齡在信中認為孫中山的老同志“汪精衛和黃興確實很壞,……等有一天我和你談談其他的‘老同志’的事,你會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處都有這種蛇”。(P189)毫無疑問,宋慶齡對汪精衛和黃興的惡評顯然受到孫中山一面之詞的強烈影響。至于孫中山生前包括汪精衛、黃興在內的老同志是否真是宋慶齡所認為的像蛇一樣的壞人,人們可以自己判斷。
  1980年3月14日,宋慶齡在信中提及有位美國朋友來信要她找一些以孫中山手書的“博愛”為主題的郵票。宋慶齡說:“1949年在美國印發了以華盛頓和孫中山為主題的郵票,很受歡迎。”末了,宋慶齡還表示她要在與郵電部聯系時出示這位美國朋友的信。(P184)宋慶齡提到的那個美國朋友是諾瓦克小姐。1980年2月,宋慶齡在致諾瓦克小姐的信中感謝其惠賜的紀念郵票“華盛頓和孫逸仙”,同時明確提出“將送一枚給我國郵電部,并請他們把我丈夫手書‘博愛’兩字制成一種郵票,因為我們再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和平及對人類的愛”。(《宋慶齡書信集》下,P872)
  第三,與伊羅生的交往。20世紀30年代,伊羅生與宋慶齡有過一段工作關系。1973年,宋慶齡得到了伊羅生編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草鞋腳》(1974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在12月28日的信中表示要寄給陳翰笙,以聽取意見。宋慶齡接著說:“恐怕他仍站在我們的對立面。盡管他以前極為友好,但是要邀請這樣一個人來,很為難!”(P86)1974年1月2日,宋慶齡在信中說明,《草鞋腳》是伊羅生夫婦在魯迅的指導下編輯的。“所附文章是伊羅生的引言(據伊羅生自己的回憶,引言中記述了宋慶齡“在上海時期的活動”),他征求我的意見。除此之外,他還表示想來‘見我’——想知道是否可以。”(P87)三天后,宋慶齡又在信中透露抗日戰爭時期,伊羅生在重慶時“曾被邀請去延安!這事情除了鄧穎超之外無人知曉”。(P88)同年2月,伊羅生從香港返回波士頓前后還在詢問宋慶齡“流感是什么時候好的,什么時候是訪問中國和幫他們得到簽證的最佳時機”。(P90)1976年7月7日,宋慶齡又在信中回憶1933年2月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在上海短暫停留時前來參加在自己寓所午餐會的情形:“在場的客人還有魯迅、蔡元培、林語堂、伊羅生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這次“本應有很有意義的談話”的聚會由于史沫特菜大聲對伊羅生講“激怒他”,而變得“沒有什么成果”。蕭伯納看了史沫特萊一眼,“只有林語堂隨便閑談了幾句”。(P122-123)同年10月12日,宋慶齡在信中就若干歷史問題作了說明。她說:“說我去德國領事館只有魯迅同去是不對的,但我已不記得同去的還有哪些人。”其實,1933年5月13日陪同宋慶齡前往德國駐滬領事館抗議德國法西斯對進步人士與猶太人迫害的,還有伊羅生和史沫特萊等人。“至于《人民中國》刊登的照片,出版社抹去了其他兩名在我家午餐會上會晤蕭伯納的人,即伊羅生和林語堂。顯然這兩個人是與我們持不同政見的。”(P129)1980年,在宋慶齡的大力幫助下,伊羅生這個在“文革”中被認為是“叛徒”、“永遠不該被邀請”的人終于獲準訪華,并與宋慶齡進行了面對面的親切交談。   注釋的錯誤之處
  《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的內容是豐富的,但在編譯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有些可能是宋慶齡的筆誤,更多的是譯者自己加的注釋有誤。
  該書第173頁,宋慶齡1978年12月22日函稱“徐冰又工作了”。但同頁注釋介紹,徐冰“1972年3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顯然1972年逝世的人不可能在1978年出來工作。這里懷疑是宋慶齡的筆誤,可能寫的是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劉冰。
  第62頁,1972年7月10日,宋慶齡在信中將蘇聯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文集簡稱為“孫中山書”,很容易導致人們的誤解。譯者在為第64頁宋慶齡1972年7月13日信中所說“因我看過1911-1912年在南京的日記,所以只需閱讀我一無所知的那65頁”作注釋時說,1911-1912年在南京的日記“似指孫中山1911-1912年在南京時期的日記”,大誤。眾所周知,孫中山是不記日記的。根據宋慶齡7月前后的書信來分析,應該是她請馬云翻譯的蘇聯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文集中某位作者寫的日記。
  該書第15頁為路易·艾黎作注釋時講,1944年培黎工合學校“遷入甘肅紅區的山丹”。其中紅區一詞不妥。第二次國共合作后紅軍改成八路軍、新四軍,蘇區(一般不稱紅區)也改稱邊區了。
  該書第40頁為唐明照做注釋時稱,唐1933年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歷史系研讀西方近代史,轉入美國共產黨,先后任美國共產黨加州大學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和書記,“1939年起任美共中國局書記,達十年之久”。經查與此論最接近的敘述是《江門五邑海外名人傳》第五卷中羅凌寫的《唐明照》,不過,時間上略有出入。羅的說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依照美國政府的動員令,唐明照被征召入伍,安排在美國戰時情報局工作。……美國共產黨對他極其信任,在他入伍前至1950年,一直擔任著美共中央中國局書記”。而太平洋戰爭是1941年12月爆發的,并非1939年。問題還不止于此。《人物》2003年第6期發表姚小平為徐永瑛寫的事跡稱,1944年由中共南方局資助的黃紹湘“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主修美國史”時,“在徐永瑛任書記的美國共產黨中國局(書記徐永瑛)領導下,積極從事革命工作”。(《博覽群書》201 3年第1期,P117;2003年第6期《人物》介紹了徐的事跡)又有資訊報道,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時,攜帶了一批毛澤東著作,交給當時在美國工作的徐永瑛等人組織翻譯。1946年徐永瑛接周恩來指示回國。對照彼此的說法是有矛盾的,問題是美共中國局書記這一職務同一時期不可能由兩個人同時擔任。經查,徐于1933-1936年、1945年底到1946年10月兩度擔任美共中國局書記。因此關于唐明照從1939年起連任美共中國局書記十年的注釋肯定是錯的。
  該書第41頁注釋2稱,“1967年8月底,毛澤東批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壞人,是小爬蟲,立刻抓起來’。”此批示不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收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83頁記載,
  ,8月27日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
  該書第103頁注釋稱柯慶施“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十年”。此說存在幾方面的問題。首先中共中央上海局是1954年11月成立的,書記一開始就是柯慶施,無所謂接替。其次1960年9月上海局撤銷,同月柯慶施出任新組建的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大辭典》上,P142-143,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因此他不可能任十年上海局書記。第三,退一萬步講,即使將上海局與華東局混為一談,從1954年11月到1965年4月,時間跨度已經超過“整整十年”。
  該書第135頁注釋稱黃華1946年后歷任中共中央青年委員。其實無論在“七大”之前還是以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只有委員與候補委員,沒有青年委員。事實上,黃華擔任的是中共中央青年委員會委員,時間是1937年11月后以及1947年7月后。(參見路永祥:《在紀念黃華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26日第7版)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孫中山宋慶齡研究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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