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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對法律耍流氓|你低估了你祖國耍流氓

來源:生活隨筆 時間:2019-05-07 點擊: 推薦訪問: 法律 法律體系 法律依據

  7月15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上訪媽媽”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案二審作出判決:撤銷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由永州市勞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2641.15元,但不必再進行書面賠禮道歉,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從一起幼女被逼賣淫的惡性案件,到受害人母親一次次上訪、被攔訪,然后被勞教,最后數次對簿公堂,冗長劇情至今已長達7年。漫長的博弈中,包括唐慧在內的事件多方,如今都已心力交瘁。
  這個案件的終審也許可以給全社會帶來這樣的啟示:一起案件,如果從一發端就不按照法律的路徑解決,那么發酵升級后,再想徹底回歸法律,就要付出比之前多太多的代價。
  黑白唐慧
  在百度百科中,“唐慧”這個詞條的頭像是一幅黑白的鉛筆素描,無助的眼神、欲言又止的神情,黑白兩色勾勒著一位母親內心的悲苦。
  2013年7月14日,在湖南省高院對唐慧勞教賠償案作出二審判決的前一天,當《新民周刊》記者與唐慧面對面時,“黑白”的唐慧變得立體彩色起來。
  與唐慧約定的見面地址,是湖南省高院附近一處位于老式居民區里的家庭式旅館。原本的民房結構,被房東用木板隔成了一間間“開門上床”的小間,唐慧的房間位于二樓一進門的右手邊,沒有窗子,四面密不透風。
  之前在與《新民周刊》電話溝通見面地點時,唐慧曾表示,等找到一間便宜的小旅館安頓下來,就將地址告知記者。后來在聊天中,唐慧偶爾提起,這家旅館每天40元。跟隨唐慧一同前來的北京心理咨詢志愿者楊迪告訴《新民周刊》,長年累月的上訪以及官司給唐慧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
  狹小的隔間里,兩臺風扇發出嗡嗡的噪音,吹出悶熱的風,棚頂白色的節能燈管發出昏暗的光時明時滅,一閃一閃地跳動著。據說,由于前幾天被人告知,有媒體從業人員在其微博上發布了一些詆毀唐慧女兒的言論,在整個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唐慧的情緒也像跳動的燈管一樣,時而穩定、時而激動,時而泣不成聲。
  “我現在心里很矛盾,不知道應不應該對你說。”當記者打開錄音筆時,唐慧忽然這樣說。
  “他們怎樣說我,我都不在乎,但他們不能說我的女兒不好,我女兒根本就不是那樣的。”唐慧說,她現在不知道該怎樣面對被別人對女兒的侮辱。“我現在耳朵里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告訴我,應該在媒體面前說清楚,告訴大家他們說的是假話,我女兒不是主動愿意的。但另一種聲音又告訴我,這就是他們的陰謀,想再用這件事情刺激我,讓我再和他們打官司,被他們牽著鼻子走,這樣我的生活就永遠無法回歸正常,對我女兒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讓唐慧最介意的,是發布有關其女兒主動賣淫言論的人的身份系某報記者。“他背后代表的是(地方)政府、是當地公安,他這么說就是有人指使的。”唐慧這樣認為。
  楊迪告訴記者,盡管很多人都曾勸慰唐慧說,其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一案早在2012年6月就已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并且以樂樂當時未成年人的身份,不論她主觀上的愿意與否,并不能成為評定該案中幾名涉案人員有罪與否的理由。但唐慧還是不能接受,在她的心里,女兒重于自己的生命,只要跟女兒有關的事情,她就會反應很強烈,不允許有人這樣污蔑自己的女兒。
  污名樂樂
  7月12日,民主與法治社記者廖隆章在其新浪微博上發表題為《樂樂賣淫案真相之一:帶著腦子看清公知們的嘴臉》的長微博,其中指出樂樂賣淫存在主觀故意行為,她一開始主動和將她帶到休閑中心的周軍輝搭訕,后來又和休閑中心老板娘秦星說自己15歲。并且在長達3個月的賣淫過程中,樂樂并未被限制自由,甚至可以去網吧上網。因此,強迫賣淫難以成立。
  對于這些信息,廖隆章在微博中表示均出自當地公安調查時的筆錄,有些還是樂樂自己的口述。但當被質疑此案處于非公開審理,有關卷宗屬于機密,是哪家公安機關私自將這些材料提供給他,并允許他在微博上公布時,廖隆章并沒做出明確回應,只說卷宗是自己“撿”到的。
  雖然這一說法目前僅限于網絡,而唐慧也向記者表示,自己并不會上網,剛剛開通的微博也是有人幫忙打理,但此消息很快不脛而走,并傳入了唐慧的耳朵。
  楊迪告訴《新民周刊》,唐慧此前7月5日去了北京,帶女兒接受心理學專家海藍博士的心理治療,希望讓女兒早日走出那段被強迫賣淫的心理陰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唐慧自己也存在心理問題,甚至比樂樂更嚴重,所以建議唐慧一同治療。本來治療效果不錯,但7月12日突然出現的微博使唐慧大受打擊。”所以,這次回長沙,海藍讓楊迪跟隨,防止唐慧的心理問題出現加重狀況。
  從現在公布的調查結果來看,2006年10月1日,唐慧當時年僅11歲的女兒樂樂(化名),被23歲的周軍輝以邀請吃飯、剪頭發為由,騙到永州職業技術學院醫學院對面的“藍色吧”影碟出租屋二樓觀看影碟。到了晚上11點鐘,樂樂要回家,周軍輝不同意,并威脅強行發生了性關系。事后,樂樂多次要求回家未能逃脫,并多次被周強奸。次日早上,周軍輝威脅樂樂,要是敢跑或者把事情聲張,就會把她的丑事告訴全校的老師、同學,并殺害樂樂全家。
  10月3日,周軍輝再次威脅樂樂跟他去工作。樂樂就給母親留下一張字條走了。對于這一次的遭遇,樂樂后來描述說:“我根本不知道他說的工作是什么,他把我帶到一個休閑中心,我看見很多男男女女。”后來樂樂知道,這家店的老板叫陳剛、老板娘叫秦星,是男女朋友關系。和她一樣的有7個“姐妹”,她們每天等人挑選,然后帶出門去或者就在休閑中心“接客”。
  他們給樂樂取了個名字叫“小青”,每次接客100元,老板抽30元。樂樂說:“如果我不順從就是一頓暴打,3個月我接客大概有100多次,有一次被5個人輪奸。我的收入除了老板的,被周軍輝拿走了七千多。”在3個月里,年僅11歲的樂樂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她多次向老板、老板娘哭訴,沒有得到絲毫同情的同時,反而把她看管得更加嚴厲了。   在女兒失蹤的3個月里,唐慧先是根據女兒平時接觸人員分析,認為是一個王姓青年拐走了女兒,向公安報案后,公安部門對王姓青年進行了10小時的拘留詢問,后排除其可能拐騙樂樂的可能,至此,女兒的線索對于唐慧而言,又變得十分渺茫。
  “我讓警察幫我找,警察說沒有線索,就沒有幫我找。我只能自己到處貼尋人啟事,后來過了兩個多月,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說零陵區柳情緣休閑中心有一個女孩很像我女兒。”接到匿名電話的當晚,唐慧就找到了柳情緣休閑中心,但一直在門外蹲到半夜也一無所獲。“我多么希望女兒沒有掉進這個是非之地,但又多么希望此刻就能找到女兒。最后,我不得已讓一個親戚裝成顧客,才在那里找到了我女兒。當時我就打電話給了零陵區公安分局負責我女兒失蹤案的刑偵隊中隊長楊某某。但楊到店后卻未采取任何措施就離開了。后來,我又打了110報警,5分鐘后民警來了幫我帶出了女兒。”
  3個月的賣淫經歷,導致樂樂患上了嚴重的生殖疾病,根據樂樂最近的一份《醫學鑒定書》:其外陰水皰反復發作3年,診斷為生殖器皰疹。分析認為:這種病毒引起的性傳播疾病反復復發、尚無有效方法,很可能誘發生殖器惡性腫瘤,如懷孕易導致胎兒畸形、流產、死胎。
  針對近日廖隆章對樂樂被強迫賣淫情節所提出的不同聲音,唐慧的代理律師甘元春7月15日在其個人博客上寫道: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和避免對樂樂造成二次傷害,我一直沒有回應有關唐慧案的情況,但現在事關當事人的聲譽和律師的執業操守。胡益華律師已經回應,我作幾點補充:2006年10月1日,樂樂被周軍輝強奸時是處女(原始案卷內有,并征得同意發布),有人卻試圖將其編造成一個10歲就睡過其他男人的壞女孩,進而得出“自愿賣淫”的結論,其用心……
  楊迪也向《新民周刊》透露,依照海藍博士在心理咨詢過程中對樂樂的觀察,海藍認為樂樂“就像一只單純的小白鴿”,雖然今年已經18歲,但心理年齡似乎只有十三四歲。“我想這種單純是裝不出來的。”
  上訪無涯
  7年間,唐慧不斷上訪。“永州11歲幼女被迫賣淫案”經過一審、二審等多次開庭,判決結果是2009年2月21日永州市中院做出的:判秦星、周軍輝死刑,陳剛、劉潤無期徒刑,蔣軍軍有期徒刑16年,蘭小強有期徒刑15年;到2010年永州市中院經過再次審理后,判秦星、周軍輝死刑,陳剛、劉潤、蘭小強、蔣軍軍無期徒刑,秦斌有期徒刑15年。這一判決結果于2012年6月5日經省高院裁定,等待執行。
  對于這樣加重量刑的改判,大多數人將其原因歸為唐慧在此期間不遺余力的上訪行為。在唐慧看來,2006年找到女兒之后,從要求公安局對其女兒被強迫賣淫一案立案,到法院的判決、改判以及最后的核準,自己的上訪行為都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他們就一直拖著我,到現在那兩個被判死刑的都沒有執行。我聽說秦星的一個親戚是永州市零陵區公安局的領導,他們還要去北京最高法院找熟人,要把她的死刑改成死緩或者無期。”
  據記者的后來調查,所謂秦星有親戚在零陵區公安任領導一說并不屬實,只是該局確有一位秦姓領導,且與秦星是同鄉。但該領導早已離開老家多年,并不認識秦星及其家人,即便和秦星有族譜上的關聯,也是出了五服之外的親戚。在該案中,不存在有意包庇秦星一說。不過在該案的判決上,秦星確實有家人不服判決結果,也在上訪。
  “當中有一次,在看守所里他們說一個和秦星同屋的人自殺,秦星把她救了,秦星因為這次立功行為要減刑,可能死不了。我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又去省里上訪。后來事實證明,那是假的。我就是在那次,提出要追究秦星妹妹的刑事責任,因為她曾經在休閑中心幫著秦星看著我女兒,防止逃跑。還有那一百多個嫖客,有兩個還是永州市的警察,我女兒都從照片里認出來了,但他們現在還好好的每天在上班。”唐慧告訴記者,本來自己對女兒一案的最終判決結果是接受的,雖然沒能把7人全部判死刑,但自己也打算服從判決重新開始生活了,并沒打算追究其他人包括嫖客在內的責任。但秦星一家試圖翻案的舉動,讓她不得已又舉起了這塊牌子。“主要就是想警告他們,還有那么多人我沒追究,不要再逼我。”
  在記者的后續調查中,永州市看守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卻告訴記者,秦星在看守所中救人立功的事情屬實,但現在誰也不敢刺激唐慧,不敢捅這個馬蜂窩,所以只要上面沒主動問,他們也敢上報。但秦星的家人也在上訪,萬一秦星現在被執行死刑,以后可能不好說。因為沒有證據,對于該說法真實與否,記者不得而知。
  毫無疑問,在唐慧看來只要死刑一日不執行,她緊繃的神經就一日不能放松。以至于頻繁的上訪行為變成了一場在她與秦星家人之間展開的競賽。要求參與強迫樂樂賣淫的7人全部判處死刑,是唐慧在女兒案件一審判決結果后的第一個上訪理由。當被記者問到:“你提出7人全部判死刑,是因為覺得法律理應如此判決嗎?”唐慧回答:“我知道法院不會這么判,但我覺得他們都該死!”
  因為覺得在女兒的案件中,法律程序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唐慧不斷以上訪的形式進行“督促”,這期間唐慧做得最多的,就是到省高法的大門前舉牌下跪,到該案涉及的各個部門機關下跪,也在湖南大酒店的門前攔過黨代表的車,在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廳里睡了半個月的“地鋪”。
  據唐慧自己講述,從2006年女兒的事情發生,到2012年自己被勞教之前,她的上訪歷程從未停止,先后100多次到長沙,20多次到北京。“我到了北京,先到信訪辦填表格,然后就去中南海,想見國家領導人。但每次剛往中南海大門前一站,就被人拖走了,但我不灰心,我覺得做事情一次不成功,多做幾次就會成功。”
  不過,在唐慧居住的永州市富家橋鎮政府領導看來,唐慧上訪的這種“鍥而不舍”,無疑已經成為了他們工作中不能承受之重。除了接訪、截訪的人力物力花費外,永州市從上至下有一套“嚴厲”的信訪考核制度,直接影響當地政府評優評先,干部的升遷去留。對于唐慧這樣的上訪者,應該說,基層政府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用當地一名鎮干部的話說,唐慧的案子既不發生在富家橋鎮,也不牽扯鎮政府,但是上訪維穩的“屬地管理”原則,讓他們不得不對唐慧上訪負責。唐慧一直讓他們高度緊張。特別是在國家重要節日、重要會議期間,晚上睡覺都很難。生怕唐慧等重點上訪戶去了北京。“那個日子不知道是怎么過來的。”富家橋鎮一名工作人員透露,永州當地信訪考核制度要求,盡量實現進京、赴省上訪零指標目標。
  據稱,六七年來,富家橋鎮已在唐慧身上花費上百萬元。
  按照唐慧的說法,她在上訪的過程中經常被打。“有時候在外地,我被雇來攔訪的黑保安找到,如果我不跟他們走,他們就打我。打完了就把我塞進面包車,拉回富家橋鎮。我有一次看到他們把我拉回來后,鎮干部給他們錢,他們好幾個人,一共給了好像是18000元。”
  勞教始末
  其實早在被勞教以前,唐慧就已經因上訪反映女兒的案子多次被當地派出所拘留。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辦公樓滯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處7被告人死刑、在有關機關門口阻車堵門等行為“擾亂社會秩序”為由,對唐慧處以“勞動教養1年6個月”。
  此消息公布后,引來輿論一片嘩然。很快,2012年8月10日,在唐慧被勞動教養9天后,湖南省勞教委經調查認為,鑒于唐慧女兒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需要特殊監護等情況,對唐慧依法進行訓誡、教育更為適宜,可不予勞動教養,決定撤銷永州市勞教委對唐慧的勞教決定。
  2012年11月5日,唐慧因其被勞動教養申請國家賠償。2013年1月,永州市勞教委決定對唐慧不予國家賠償。唐慧對此不服,2013年1月22日到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對永州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提起行政訴訟,拉開了繼女兒被強迫賣淫案之后,又一場官司的序幕。2013年1月23日,唐慧向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要求永州市勞教委賠償侵犯人身自由的賠償金1463.85 元,書面賠禮道歉并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元。2013年4月12日,永州市中院駁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的請求。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唐慧要求行政賠償的請求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為由,一審宣判唐慧敗訴。
  2013年4月12日,唐慧當庭表示將繼續上訴。“他們宣判我敗訴時,說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們勞教我是合法的,省里(指省勞教委)也沒有認定他們的勞教行為是不合法的。我不平,我覺得他們要抓了,就說違法;要放了,就說人文關懷,但是在法庭上又拿不出勞教我的證據和證人。”
  2013年7月2日,在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第二審判庭,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一案二審正式開庭。7月15日,湖南高院在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判庭對唐慧訴永州勞教委案進行二審公開宣判,唐慧勝訴。
  談到唐慧被勞教的理由,律師徐利平表示,唐慧的上訪過程主要以跪為主,完全沒有勞教委所描述的那些干擾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行為,他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害怕唐慧在十八大時期跑到北京去上訪,所以找借口抹黑她,把她關起來。
  在徐利平看來,唐慧身為一個弱女子,帶著自己80歲的老母親去上訪,又能有什么破壞行為,頂多是跪在那里有礙觀瞻,讓地方公安、法院等機關臉上難看而已,這并不能構成被勞教的理由。“如果你有證據,證明唐慧的上訪存在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那大可以拿出來,拿不出來就證明心虛。”
  唐慧在描述自己的上訪行為時說:“除了在湖南大酒店門口攔黨代表車的那一次之外,我從沒有讓我的上訪行為妨礙過別人。那一次我是想給黨代表送一份資料,酒店門口保安不讓,把我拉開,我一著急就想把資料扔進他的車窗里去,結果沒扔進去,散了一地。其他時候,我只是跪在那里舉牌子,沒有影響別人。只有我一個人跪、舉牌子,我不讓我老公和我媽媽跟我一起跪。”
  當被問到為何一定要下跪,唐慧說:“我也知道下跪很難受,不僅身體難受,心里更難受,每次跪不下去時,一想到女兒就跪下去了,我最多跪過18個小時,我希望能感動領導。”
  勞教是什么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
  上世紀50年代,在中共中央發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中,出于當時政治上的考量,從朝鮮和蘇聯引進勞動教養制度,后形成世界上中國和朝鮮獨有的制度。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稱:“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與一定的工資。各省市即自行籌備,分別建立這種勞動教養的場所。全國性的勞動教養的場所,由內務部、公安部立即籌備設立。務須改變過去一個時期"清而不理"的情況。”
  1957年8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經過1957年8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準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的初衷是為了管理“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故一般認為,從法律上講,勞動教養制度始于1957年。在隨后一年左右,全國立即建起一百多處勞教場所,開始形成縣辦勞教、社辦勞教乃至生產隊也辦勞教。全國勞教人員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萬。
  1961年,即大躍進運動末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承認:“擴大了收容范圍和收容對象,錯收了一批不夠勞動教養的人。在管理上和勞改犯等同了起來,生活管理和勞動生產上搞了一些超體力勞動,造成了勞教人員非正常死亡的嚴重現象。”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沒有明確的期限,很多人最長勞教長達20多年。
  1979年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1-3年,必要時可延長1年。但在真正的實踐過程中,一些人被重復勞教的問題經常出現。   1982年1月21日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針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 的人。同時其他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甚至一些省市區、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門通過的地方法規或部門規章,都加劇勞動教養對象擴大化的趨勢。實踐中主要是針對發傳單、賣淫嫖娼、非法游行等。
  隨著我國民主法治的發展,勞教制度逐漸開始顯現出許多不足。2000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開始施行,該法規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只能由法律設定,自此,勞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勞教的審批權屬于公安機關,在機制上缺乏應有監督,在實踐操作中彈性很大,往往成為一些地方開設的“法律小灶”,甚至成為一些人打擊報復的工具。
  2011年4月至8月,重慶勞教處以多次發表“負面言論和信息”為由,對2009年7月畢業于重慶文理學院,當年獲重慶市選派到彭水縣郁山鎮擔任大學生“村官”的任建宇,處以兩年勞動教養。這一案件引發普遍關注,據了解,事情原本只是任建宇在網上轉發其他人發布的文字、圖片,在原創者未被追究的情況下,任建宇作為轉發者卻被勞教。另有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文化衫,也成為了任建宇違法的物證。這些聽起來有些荒誕的情節,讓大家在關注一審法院裁定之外,更覺有必要探討勞教案件本身。
  2012年11月19日,勞教委撤銷了勞教決定,任建宇重獲自由。
  2012年11月20日,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原告任建宇訴被告重慶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勞動教養一案,駁回任建宇的起訴。同月28日任建宇要求法院重審此案。同年12月28日上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當庭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通過任建宇勞教案,一些法律界人士開始質疑:如果說任建宇發表“負面言論”涉嫌犯罪,那么當檢察院不認為是犯罪時,有關部門卻通過勞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長達一年,是否合理?在國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脅?即便是公民表達權利被違法濫用,行政部門是否有權單獨甄別判定?這些疑問的產生,源于我國現行勞教制度的模糊。
  2013年新年伊始,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會上提出的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總體思路中,四項重點改革備受關注——推進勞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其中,勞教制度改革被排在第一位。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推進勞教制度改革順應民意,是必要的,“勞教制度改革是社會關注很久的問題,要求改革的呼聲很高。”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在回答《中國日報》記者的提問時說,有關中國勞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制定,年內有望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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