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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女孩》:新生代打工者的別樣故事_深圳打工打工者晶晶的視頻

來源:花樣生活 時間:2019-04-26 點擊: 推薦訪問: 女孩 女孩兒 打工

  華裔美籍作家、《華爾街日報》前駐京記者張彤禾在中國生活了10年,深入東莞打工女工生活基層兩年多,寫出的《打工女孩》一書,以獨特的視角描述了中國新一代打工女孩的別樣生活和精神世界。她們平凡而精彩的故事見證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全書從里到外透著新鮮,透著思考。
  今年春天,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的一本叫《打工女孩》的書火了,它是由華裔美籍作家張彤禾花兩年多時間跟蹤東莞女工后寫成的。早在2008年,這本記錄中國南方東莞打工女孩的紀實文學就在歐美掀起閱讀熱潮,從高等教育圈到商業金融界,人們爭相閱讀。它先后被《時代周刊》《華爾街日報》評為年度十大好書,還得了美國筆會非小說研究文學獎等三個獎。就連《紐約時報》《衛報》等歐美主流媒體也頻頻為它刊發書評,足見其受關注程度。
  張彤禾,美籍華裔女作家、華裔物理學家張立綱之女。她在書中用美國作家的獨特眼光對這一群體做出了新的解讀。在她筆下,她們不再是媒體上慣常的超時工作、被拖欠工資的悲慘打工妹形象,而是和普通的城市姑娘一樣有夢的女孩,甚至張彤禾覺得自己和她們有很多相像之處,都渴望改變,渴望自由。
  以這樣獨特的視角與心態記錄打工女孩,使得這本書從里到外透著新鮮,透著思考。
  走進新一代打工女孩的生活
  關注中國可以有很多層面,張彤禾為什么會選擇東莞女工這個群體?這要從她的經歷說起。她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小被父母要求學習相應的中文課程,因而能講流利的中文,1991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美國歷史和文學專業,曾作為《華爾街日報》的通訊記者在中國生活過10年。后來,她遇到了彼得·海斯勒,他成了她的丈夫。后者在中國比她更有名氣,彼得·海斯勒是位美國作家,中文名何偉,他撰寫的《江城》《尋路中國》曾入選近兩年各類年度好書榜。約在2004年左右,因為何偉常在深圳做紀實調查,張彤禾也常從北京去廣東,從那時起她已經注意到了東莞打工女孩,為了全面了解這些打工妹的生活,她在東莞租了房子,深入體驗新一代打工者的生活。
  從2004年至2007年,張彤禾深入跟蹤調查這些東莞打工女孩的生涯。她與兩位年輕的工廠女孩呂清敏、伍春明成為好友,甚至不遠千里跟她們回家過年,了解這些女孩的家鄉生活背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張彤禾把她了解到的真人真事寫成《工廠女孩》,2008年在美出版,當年被《紐約時報》等評為2008年度優秀讀物之一。該書中文譯名為《打工女孩》,2013年4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中文簡體版。
  打工帶給她們婚姻
  財產上的自主權
  中國現在有2.6億“農民工”。張彤禾筆下的城市是東莞,在外國讀者眼中,這是廣東省境內的“電子工廠叢林”。
  《打工女孩》所描寫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不同于她們父輩僅僅為了“打工掙錢”、從農田里來并終將回農村里去的那些人,而是更年輕的一代,那“是農村里的精英,她們年輕,受過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上進……”張彤禾以呂清敏和伍春明兩人為范兒來記錄這一群體的人生轉變。她們看不起自己過去的鄉下生活,不過也都會在每年春節期間返鄉。2003年,剛滿l6歲的呂清敏在一家電器工廠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工作13個小時,每月工資相當于50到100美元。她不斷地換工作,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她不畏強勢壓力,靠一股拼勁、積極的態度和對自己始終不滅的信心,終于在一個像樣的公司人事部落腳,開始有能力提高家人和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找到了愛情。
  城市生活改變了她對婚姻的期待,不再愿意嫁給依然留在農村的男性。張彤禾發現,匯款經濟已經顛覆了傳統村莊的權力結構,掙錢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是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農村,她們變得比父輩更有權威。
  在張彤禾的書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打工女孩們每天要超時工作,同時又看到出外打工給她們的生活帶來好的轉變。她們可以不斷跳槽、不斷朝著自己的理想邁進,可以因為有了收入而占據家里的決策權,甚至可以因為財產的獨立而拒絕家里安排的對象,自己在城市選擇愛情。
  打工女孩們顯然都深愛這種自由,像呂清敏這樣甚至腳踏兩只船、同時和兩個男友保持著戀愛關系,這在農村那種狹隘的環境中,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張彤禾記錄著她們突然面對沒有約束的人生時的選擇障礙,同時也肯定這種自由,在她看來,只要改變自己的生活,不回到原來的生活軌跡中,就是一種成功。
  打工女孩最需要的是教育與培訓
  張彤禾通過深入她們的生活發現,一個生產Coach包包的女孩并不一定需要Coach。張彤禾說,有一年春節呂清敏邀請她一起回農村老家過年,并送了她一個從自己工廠帶出來的Coach包。張彤禾建議清敏送給媽媽,清敏說:“我媽在農村,要這么高檔的手提包干嗎?”其實,清敏自己對這個包的價值也不清楚,“6000美元,還是6000人民幣,反正不清楚啦,就是聽說是6000元!”
  實際上,“農民工”這個標簽已經不適用于新生代打工女孩,“如今大多數年輕的打工者不再是種地出身,而是從學校出來的。種地其實只是她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
  2012年9月,張彤禾在美國TED大會作關于中國女工的演講,當被問到想對蘋果制造商說些什么時,她笑了:“那些工人真正啟發我的是自我激勵,她們最想要的是教育,是學習。只是因為她們大部分有著窮困的家庭背景,通常讀完中學就離開學校了,父母很多是文盲。她們獨自來到城市打拼,晚上或者周末就學習各種課程,包括英語。如果你提供一些基礎、實用的課程,這會是她們最想要的。也許她們不會說:我想要浴室里有熱水,有電視機,有更大的房間。我的意思是有這些當然最好,但是她們來到這座城市,不是為了這些,或者說根本不在乎!”
  在張彤禾筆下,東莞工廠中的諸如“貧窮地死去是一種罪過”(“To die poor is a sin”)、“實踐出真知”(“Through doing something,you will learn it”)等勵志標語或多或少地成了這些打工妹的精神元素。評論者認為書中的不少精彩細節刻畫出這個年輕群體的學習積極性。那些苛刻甚至有時帶有性別或地域歧視的招聘要求,打磨著這批中國新生代打工者的堅強素養與適應能力,而這正是當下所有求職者尤其是高學歷者所欠缺的。與每年中國高校畢業的數百萬體面的大學畢業生相比,這個更為年輕的群體——在張彤禾筆下,打工女孩不過十六七歲,并不為自己的學歷、背景而感覺自卑,且對風險與困難也有著難以置信的堅毅態度。   她們中剛剛進城的新來者通過參加一個計算機班,或者學一點英語,工資就能在幾周內翻倍。于是,打工女孩開始了最功利也是最務實的自我學習。這促成了這個群體中持續的學習熱潮,且注重“學以致用”,極度務實。教育界的人士讀后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教育的需求變化如此之快,以致后者都沒法同步跟上。”
  她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改變命運
  張彤禾在東莞結交的兩位女工朋友后來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看上去比較成功。因此,很多人質疑她所選擇的這兩個人物代表整個群體太過光明。對此,她也認可。因為當時在選擇樣本時,有的女工跟蹤著、跟蹤著就失去了聯系,只有這兩個女工特別開朗、特別善于與人溝通,這可能決定了她們后來的成功。張彤禾覺得采訪這一城市遷徙群體,“與她們保持聯系”是最困難的事,“因為每個人隨時都可以換工作、搬家或者是改手機號碼”。
  張彤禾感到的確有很多來城市的女孩,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漂”走消失了。“我覺得這是一種失敗!你在城里漂,找不到目標,最后失去了方向,或者再回農村,對她們而言就是失敗!比如書里提到的張海燕,她一直在學習如何進入城市白領圈子,但一直沒有找到方向,后來家里來了壓力,她就回去在小鎮上開了家小賣部。“在我看來,這是種失敗,外面的世界剛剛打開,又選擇了退縮。”
  這本書告訴我們,對新生代打工者來說,她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
  一個書評者這樣評說:“背井離鄉,進入工廠打工對她們來說是人生中最艱難的一件事,也是一段歷險。但支撐著她們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不是害怕而是驕傲;早早地回家被認為是失敗。走出來,生存下來就能改變你的命運。”
  目標讀者是所有關心中國的人
  很多人說,打工族其實未必看寫打工族的書。那么,這本書在中國的目標讀者是哪些人呢?張彤禾說,在寫這本書時,她沒有打算寫給任何人,也沒有預想過有哪些目標讀者,“只是覺得如果你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打工族,你關心誰在每天制作你的鞋、電腦或者進口皮包。如果你想了解這些,就去讀這本書。就是這么簡單!我覺得寫作的時候不要去想你的讀者是誰,而是故事、素材該如何去準備。也沒有想過,寫出來后去改變什么。因為中國有很多事情還不理想,但是這種不理想不是一下子能夠改變的!既然你沒辦法一下子改變,就要面對這個事實,了解這個事實,然后從這里開始。”
  當讀者從《打工女孩》中窺探著這些女孩的生活時,華爾街的商界領袖提醒讀者:她們正是中國經濟的真正推動者。她們的老板很可能是臺灣人、香港人;她們產品的消費者就是你、我、他。“你的手機、鞋子,家里的電視機、公司的圓珠筆很可能就是她們生產的,所以,讓我們來認識這個龐大的群體吧!”
  正如那些世界知名評論家所言,《打工女孩》的目標讀者是所有關心中國的人。“出去,就是改變你的命運。”這是張彤禾對于這一代打工女孩的總結,也是對她們的希望。她們出來是為了留下,是為了追求融入城市的機會,新生代打工者的生活變化見證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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