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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出籠 革命歌曲100首播放

來源:書里書外 時間:2019-05-11 點擊: 推薦訪問: 出籠 文化大革命 歌曲

  現回頭看,“文革”歌曲都非常粗制濫造。那首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以下簡稱市宮)創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靠空洞的口號為“文革”自我壯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首先在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專場上演唱,在后來的歌詠大會上,尤其是在“歌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專場和“深入批判鄧小平”歌詠大會,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直至唱到全國。
  它的出籠經過是這樣的:1973年元旦,被關閉了6年之久的市宮重新開放,我擔任副主任兼黨支部副書記。我興趣廣泛,參加過美術班、攝影班,也曾經擔任過廠工會的文教委員,“文革”中在市工代會政宣組工作,被認為適合市宮的工作。市宮最重要的業務是各種培訓班,這是由文藝組負責的,我主要負責抓文藝組。而文藝組主要辦培訓班。我們辦過十幾種培訓班,如戲劇培訓班、詩歌班、美術班、管弦樂班、作曲指揮培訓班等等。后來在“文革”中非常出名的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詞就是市宮詩歌班的學員寫的,算是集體創作。旋律是作曲指揮培訓班的學員,與市宮請去作為輔導培訓班學員的專業音樂家一起寫的,被當時的群眾歌詠大會唱紅的。
  那是1973年12月10日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群眾文藝小組負責人來市宮,向我和另幾位市宮負責人轉達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的建議:要我們組織群眾歌詠大會。朱永嘉說“最近在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中,流傳著一些壞歌,我們要有好的東西去占領它”。朱永嘉建議:“你們先搞它兩三臺,名稱可以叫歌唱碼頭工人,歌唱城市民兵,歌唱上山下鄉。演出時臺上臺下相呼應,搞得好,電臺可以教唱。”還建議說,你們可以搭個臨時籌備班子,就放在工人文化宮。
  我們匯總建議和意見后向當時的上海市工代會主任葉昌明作了工作匯報,葉昌明同意。就這樣,群眾歌詠大會的籌備班子成立了,由市文化局的群眾文藝小組和市宮各派人員參加。我是副組長。
  當時國務院文化部的《戰地新歌》征歌小組要上海提供“文革新歌”。我們回來后,一方面組織歌詠大會,一方面結合歌詠大會,創作和發現歌頌文革的新歌,給《戰地新歌》。我們決定,就按朱永嘉的要求,首先籌備碼頭工人、上海民兵、上山下鄉三個專場,而且三個專場同時籌備。為了籌備碼頭工人專場,我們去找了上海港務局的黨委書記,港務局黨委表示支持,說可以和他們局即將召開的工代會結合進行。
  1974年1月12日,上海“文革”中的首場群眾歌詠大會“歌唱碼頭工人專場”在南京路上的原上海雜技場舉行。接著,1月14日“歌唱民兵”專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鄉”專場,都在上海雜技場舉行。歌詠大會所唱的歌曲,有一半是專門新創作的。1月17日的“歌唱上山下鄉”專場結束后,在雜技場的休息室,朱永嘉對歌詠大會籌備班子人員以及報社、電視臺等人員講話。他對這樣的唱歌形式非常贊賞,要報紙刊登特寫,還提出可以灌唱片。后來報紙上果然連續刊登了好幾篇文章,不過灌唱片之事后來沒再提起。
  1974年2月上旬,王秀珍在上海工會系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市宮的歌詠大會籌備班子商量,準備配合“批林批孔”搞一場歌詠大會。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專場上,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首次公開演唱。上海市革委會的徐景賢和國務院文化部部長于會詠也來看。當年,國務院文化部編纂的《戰地新歌》第三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這首歌。
  群眾歌詠大會從1974年1月起,到1976年“文革”結束,由我們總工會出面,市宮具體組織的、包括和市婦聯、團市委、市“紅代會”等等有關機構,一起舉辦的歌詠會共有18場。舉辦日期和專場名稱,據記載是這樣的:
  1974年1月12日“歌唱碼頭工人”專場,1974年1月14日“歌唱民兵”專場,1974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鄉”專場,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專場,1974年3月15日“歌唱自力更生”專場,1974年3月30日“歌唱教育革命”專場,1974年5月3日“歌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專場,1974年7月4日財貿系統“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專場,1974年7月25日“歌唱工宣隊”專場,1974年11月19日“學習風慶輪革命精神”專場,1975年1月5日“革命兒歌”專場,1975年1月14日“歌唱國營農場”專場,1975年1月23日“熱烈慶祝四屆人大勝利召開”歌詠大會,1975年3月6日“歌唱婦女新面貌”歌詠大會,1975年5月21日“學習革命樣板戲,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歌詠大會,1975年7月13日“歌唱教育革命”專場,1975年12月20日“歌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新民歌演唱會,1976年5月23日“歌唱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鄧小平”群眾歌詠大會。
  這些歌詠大會演唱的大多數歌曲,都是配合形勢新創作。詞和曲主要是群眾歌詠大會籌備小組組織專業、業余作者創作,當時的文化局在每場歌詠大會時均組織若干詞曲專業作者參加。因為歌詠大會是我們和他們聯合舉辦,所以他們給我們派來了專業人員,例如作曲家朱踐耳,還有孟波等,輔導和幫助我們作詞作曲;為使大會開得熱鬧,文化局還派來具有號召力的專業指揮家司徒漢,18場歌詠大會的大多數場次均由他指揮。
  如今看來,歌詠大會的內容都是配合“文革”政治需要的應景之作,藝術上非常粗糙,思想內容更是荒唐。靠組織群眾歌詠賽造聲勢,這種硬性推廣生命力又能維持多久呢?
  (李遜整理)
  責任編輯 張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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